「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

這是由知名人類學者李維史陀 (Claude Levi-Strauss) 於其自傳《憂鬱的熱帶》 (Tristes Tropiques) 中的名言。就李維史陀而言，儘管旅行與探險是如此的不便，「田野」總是有種莫名的吸引力，讓人類學者一步一步地朝著田野走去。回到歷史上與人類學一度關係親密的地理學。儘管「田野」一度是地理學者尋找靈感來源、建立學科認同，以及創造地理學知識的所在；曾幾何時，與其花時間跟活生生的人們與滾燙燙的土地接觸，地理學者花更多的時間在研究室中，與海量空間資訊為伍，試著從中焠鍊出超越時空、顛撲不破的「科學事實」。「田野」乃至於「田野工作」在地理學者養成過程中的消失，或許是時勢所趨—但還記得溫在弘老師在「野臺開講」的分享嗎？溫老師的演講「很地理」—但溫老師的「很地理」，至少依我所見，並不是因為溫老師講了很多David Harvey或GIS或計量地理，而是因為他講了一本童書：《小王子》：

「這本厚書是什麼？你在這裡幹什麼？」小王子問。

「我是地理學家。」老先生回答說。

「地理學家是什麼？」

「他是一位懂得哪裡有海，有河流，有城市，有山脈和沙漠的科學家。」
　　
「這個倒很有趣，」小王子說：「這個總算得是一項真正的職業！」於是他用眼睛掃視了一番地理學家的星。他還沒看見過像這樣堂皇富麗的一顆行星。

「你的行星相當漂亮。這裡有海洋嗎？」
　　　
「我怎麼曉得。」地理學家說。

「啊！(小王子被騙了。) 有山脈嗎？」

「我怎麼知道。」地理學家說。

「城市呢？河流呢？沙漠呢？」

「我也一樣不得而知。」地理學家回答。

「可是你是地理學家呀！」

儘管從現在的眼光看，小王子的話絕對可以投到「一句話惹毛地理學家」粉絲團，這位小朋友的確點出地理學者養成過程中的值得商榷之處：我們花很多時間在讀書、花很多時間在寫摘要、花很多時間在做海報，因為我們認為這樣可讓我們得到顛撲不破、歷久彌堅的科學事實。事實上，依據小王子的說法，我們甚至不再「記載花」了：

「我們不記載花。」地理學家說。
　
「為什麼不？花是最美的！」
　　
「因為花是朝生暮死的。」

與花朵一同在地理學的分析中消失的，是曾經讓地理學者一步步地往田野走去的 「人情」—因為，如果地理學只包含「空間科學」或「地理技術」的話，如詩人徐志摩所說的「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同樣是「朝生暮死」的，稍縱即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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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會與自然」試著將「田野」與「田野工作」放回地理學教學與研究的核心。首先，透過閱讀Tim Cresswell簡明的Geographical Thought (2013) 的前八章，從地理大發現、自然神學、達爾文革命、環境決定論、區域地理學、人文地理學、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與女性主義地理學等，一路追溯地理學發展的系譜。緊接著，我們將閱讀Don Mitchell的Cultural Geography (2000) 的前四章。該書為「新文化地理學」的經典，我們可從中了解地理學者如何處理「文化」 。最後，在「社會」方面，我們將會探討晚近地理學者如何發展更細緻的分析取向來挑戰地理學中常見的二元對立：如社會 vs. 文化、空間 vs. 地方等。除了閱讀前述地理學教科書外，我們也會閱讀以田野工作為主題、影響力橫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經典：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與紀爾茲的《後事實追尋》等。我們每個月也會觀賞一部電影，如《薩爾加多的凝視》、《灰熊人》等。

與閱讀同等重要的是田野調查與參訪。感謝台灣大學「食養農創」計劃的支持，我們將會以一學期的時間探索下列四處田野：坪林、溪洲部落、南萬華與紹興社區。在第一週上課當天，各位得自行分為四組，各組選定一處田野，並在後續三個月的時間中，以組為單位，於選定的田野中從事參與觀察、訪談與記錄等 (每月課程老師與助教會跟各位去田野一次，一方面驗收各位的田調成果，另方面與各位一同做田調)。最後各組的田調成果須以20分鐘左右的紀錄片呈現。六月十日當天，各位剪輯完成的紀錄片將會於系上公開播映。

除了上述以「組」為單位的作業要求外，每位學生每週得繳交最少200字的心得，於討論課時發表。本課程亦有期末考。